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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理論上行得通，實際效果并不明顯。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當看到“降準”一詞，經常關注財經新聞的人估計都有反射弧了，腦子里立馬跳出一句話：央行降準，釋放了幾千億資金，給市場送上了“大禮包”。

是的，就在本周五，央行猝不及防地宣布將在3月27日全面降準0.25個百分點，如一場始料未及的及時雨，澆灌著市場的信心。

央行決定于3月27日降準

你或許還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降準/升準，好像只出現在中國的財經新聞里，而不管是美聯儲，還是歐洲央行，印象中用得更多的是降息/加息，或者QE（量化寬松）。這是怎么一回事？

問題比較復雜，小巴必須從“為什么要設計這項制度”開始講起。

準備金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其實在“二戰”以前，法定準備金制度一直是美國獨有的。

在美聯儲誕生前的19世紀，美國商業銀行的牌照由各州發放，州銀行還可以自由發行貨幣。準入門檻如此之低，意味著銀行業魚龍混雜、缺乏監管，發生擠兌和跑路是常有的事。

更要命的是，經濟繁榮下信貸無限擴張，銀行卻沒有足夠的貴金屬儲備，后果可想而知：美國的“保留節目”——金融危機，于1837年爆發了。

嘣！嘣！美國死了一大批銀行。

這場金融恐慌，宣告了美國銀行業“自由時代”的終結。

于是，佐治亞州、紐約州等州就想了個辦法：強制商業銀行存一筆資金，這樣萬一哪天儲戶來銀行擠兌，銀行可以拿這筆錢應付，不至于閃崩。

這就是法定準備金制度的1.0版本。

不過直到1860年代，美國只有10個州落實了該政策。1857年，一場全球性經濟危機讓美國銀行業又遭殃了。各州政府這才意識到法定準備金的重要性，于是上線了2.0版本。

1863年，聯邦政府頒布了《國民銀行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法定準備金制度，并孵化出了“國民銀行”。

從此，美國形成了一套“雙軌制”銀行體系：一個是國民銀行，另一個是州銀行。

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國民銀行受聯邦政府制約，強制實行25%的準備金率，而州銀行受州政府制約，可以隨意設置準備金率。

聯邦政府為了吸引中小銀行加入國民銀行的陣營，放低了中小銀行準備金率的要求，還允許他們把準備金放在幾家為數不多的大型國民銀行里吃利息。

那么問題來了，中小銀行的主要貸款人是農民，一旦遭遇自然災害和兇年，農民還不起貸款，就會出現壞賬，同時又碰上擠兌，中小銀行就出問題了，于是大量的中小銀行紛紛找國民銀行取準備金，這就導致國民銀行變相出現了擠兌。

美國設立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本是防范金融風險，然而最終無法避免流動性危機。美國于1884年、1893年、1907年爆發了三場金融危機，幾乎每十年一輪危機。

準備金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

1907年的金融恐慌，迫使美國上線了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3.0版本。

新的解決方案就是成立美聯儲。

美聯儲在全國建立12個儲備銀行，繼續沿用了“雙軌制”銀行體系。美聯儲就像是一個俱樂部，有國民銀行，也有州銀行。“入會”的銀行能將準備金存入本區域的美聯儲銀行。與此同時，美聯儲成為“最后的貸款人”，為風險兜底。

12個美聯儲儲備銀行

到了1920年代，美國進入了“咆哮的20年”，經濟、股市繁榮發展，商業銀行開始增大貸款，也就是信貸擴張。

這時，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又起作用了：可以調節信貸規模。什么叫調節信貸規模？舉個例子。

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10%，意味著A存了10萬元，銀行就會留1萬元當作準備金，剩下9萬元銀行會借給B。B把這9萬元拿來用，比如支付C的工資，C的銀行賬戶上就有9萬元，銀行再留10%準備金即0.9萬元，剩下的8.1萬元再借給C……如此類推，最終銀行向社會釋放資金總數為100萬元。

一筆存款，通過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能創造出的資金倍數，就是“貨幣乘數”。

在極限情況下，20%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能貸出5倍的資金，10%能貸出10倍資金，如果這個數字降到0，理論上就能釋放無限量的貨幣，容易催生泡沫，所以準備金率不能過低。

然而，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并沒有阻止信貸擴張，20世紀規模最大的經濟危機也沒有缺席。

這是因為，由于“雙軌制”的存在，只有“會員銀行”才上繳準備金，而當時入會的州銀行的數量不到1/3，相當于美國一半的資金游離在系統外。直到經濟危機爆發，美聯儲也沒有去救這些州銀行。

所以，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設立的兩個初衷，防范流動性風險和控制信貸規模，都沒有達到預期，對美國而言，它是失敗的制度。

諾貝兒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后來解釋，法定存款準備金這套金融模型必須滿足很多條件，理論上行得通，實際效果并不明顯。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變數很大。

法定準備金制度被拋棄？

就在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后，為吸取信貸無限擴張的教訓，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中央銀行，并不斷完善自己的法定準備金制度，美聯儲也繼續修修補補。

尤其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貨幣供給理論風靡一時，各國仍然相信調節法定準備金率和貨幣乘數可以調節貨幣供給，就連美聯儲都沒意識到這套理論的問題。

但是20世紀80年代后，崇尚“自由主義”的西方發達國家終于發現不對勁了。

他們覺得，法定準備金制度帶有強制性，更像是計劃經濟的工具。

這種帶有權力色彩的東西在號稱“獨立”的各國央行眼里，對市場介入太深，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如果法定準備金較高，商業銀行就可能在與貨幣基金、投資銀行的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特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今天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都是開放的，資金跨境流動性非常高，如果哪個國家的準備金率較高，很容易導致大量的資金流出。

同時，金融制度進一步完善，有更多的金融工具和監管制度，能替代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

1980年代西方國家經濟危機后，各國為了加強監管，于1988年通過了《巴塞爾協議》。協議規定，銀行資本和風險加權的總資產之間比率至少為8%。

簡而言之，當發生重大風險，銀行清算全部資產時，只要達到92%的回收率就可以讓儲戶不受損失。

這極大限制了銀行信貸擴張的能力，也限制了風險資產的規模。

萬一哪天危機真的降臨，也有應對之策。比如美國設置了具有代替性質的存款保險制度。制度出現后，儲戶遭受的損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比如最近硅谷銀行閃崩后，負責托底的就是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它往往采用兼并收購的形式“移花接木”，將發生危機銀行的儲戶轉化成其他銀行的儲戶。

硅谷銀行

金融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精細化，也意味著發達國家告別了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信用擴展和債務擴張已趨于穩定，狹義貨幣M1的增速非常慢。你在銀行存10萬元，最后釋放的資金可能只有20萬元，“貨幣乘數”的威力大大減弱。

所以，現在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把法定準備金降至5%以下，有的甚至降低到了零，媒體也鮮有報道。取而代之的，是再貼現和公開市場操作等金融工具，推進利率市場化，在實踐過程中更具節奏和有效性。

中國獨愛法定準備金制度？

如果查一下各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會發現一個普遍的規律：越是發達的國家，金融體系越發達，資金流動越自由，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就越低，而越是發展中國家，準備金率也越高。

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在高速增長，信貸規模仍然很大，“乘數效應”依然好用。與此同時，金融體系尚不完善，需要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這只“水龍頭”。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自然是法定存款準備金的擁躉，經常將其用作調節信貸規模的工具。

小巴算了下，為了刺激經濟，從疫情開始至今，中國央行總共降準6次（包括定向降準）。這說明，信貸仍然需要擴張。根據今年2月的社融數據，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2.9%，狹義貨幣M1同比增長5.8%，新增信貸創同期歷史新高。

從體制來看，中國金融市場并非完全的自由市場，“看得見的手”具有一定的主導作用，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其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只不過稍稍令人眉頭一緊的是，隨著信貸規模趨于穩定，“乘數效應”逐漸減弱，未來如果沒有更多的金融創新，就好比和人過招時一直用“降龍十八掌”，剛開始很猛，越到最后，越讓人覺得你在使馬保國的“閃電五連鞭”。

這兩年愛存錢的中國人想必明白其中的道理。

說到底，還是信心的問題。

本篇改寫自《每天聽見吳曉波》音頻

“升準/降準”是《每天聽見吳曉波》這檔由吳曉波主講的音頻節目長期討論的話題。點擊下列音頻，聽聽吳曉波老師如何解讀“升準/降準”背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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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頻策劃| 徐濤

音頻運營| 常秀娟 |主編| 何夢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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