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總是有的，任何經濟體都會有它特定的壓力，在這種意義上，要敢于正視壓力，面對壓力，而不是天天去做解釋學的功夫，努力去說明：我們沒什么壓力，一切都在可控中。青年失業率高，大家在周圍的個人感受與宏大的數據不太相符，就解釋說，失業是指一周內工作時間不到一小時的人，這種解釋的意義是什么？

不如攤開問題，面對問題，如果你不能解決，那就問一個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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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前的經濟有什么壓力？

當然是三重壓力。

經濟的三重壓力是去年提出來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現在又過了一年，情況如何？真正的壓力是什么？

需求沒有進一步收縮

沒有進一步收縮，這是好；如果進一步收縮，那就不是拼經濟了，是要拼活命了。

沒有進一步收縮，但是，也沒有重新擴張，那還是不好，因為我們期待的不是安靜地等待著命運的一擊，而是要重振中國制造，在戰鼓聲中，實現經濟的快速復蘇，作為對二十大的一個印證：我們是否將居民收入的占比提高到了５０％以上？我們是否將財政支出的７０％用于民生？這些鏗鏘的口號是不是在穩步地落實？

所以，沒有擴張，別不好意思說，那就是不好。

供給沖擊最終在卡脖子

全球經濟衰退，供給沖擊的壓力已經不是來自市場本身，而是以美利堅為首的西方強國的去中國化，比如在芯片上卡脖子；那就不是一個短期能解決的問題，唯有創新突圍。

這是在全球范圍內對中國經濟的考驗，國內的學者們很想去淡化它的影響，林毅夫說，如果中國動員起來，快則一年，慢則兩三年完全可以結束科技上卡脖子的問題，這很可能是一個非經濟學的錯誤。創新是一個長跑，是馬拉松，它完全不是一個下動員令的問題，真正的創新也不僅僅是經濟本身的問題，從基礎教育，人性的自由，市場的寬松到巨大的投入，就說大飛機的研發到量產，一個安全測試就是八千個起降，這得多大勇氣才敢說出一年就能解決卡脖子的問題？

供給的沖擊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供給了，它將是一個長期壓力。

預期轉弱不是信心問題

現在一談預期轉弱，就歸結到民營企業的信心；一談民營企業的信心，就歸到社會上對民營的歧視，仿佛愚昧真的能阻止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問題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契合的問題，不在民情。

單純從經濟的角度說，預期沒有那么差。

影響信心的是什么？是上層建筑影響了經濟的結構，是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的平衡問題。有人會說，私有經濟與公有經濟有什么資格談平衡，這就是上層建筑的扭曲，經濟的數據會告訴你什么叫資格，你玩口力，中國經濟就會衰退，外國資本與民間資本就會退卻，你的口力撐不起中國民生的藍天，這就是現實。

在私有與公有并存的雙重結構中，我們需要平衡什么？

要平衡的是同一個市場條件下的中性原則，如果有哪一個行業需要國家補貼，需要安全性的考慮，這個行業的國企就退出市場，用國力去支持；如果一定要參與到市場競爭，競爭就是競爭，競爭的原則必須公平，不然談什么信心？國企只要參與市場競爭，那不管是公有與私有，都是在為財政打工，那就必須在同等的貸款條件、準入條件、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下公平競爭，做不到這一點，民企根本不具有長期性，還談什么預期？那就是自毀經濟。

反之，做到了這一點，就會徹底淘汰那些靠消費國有財力的懶政、貪腐、無所作為的大企業，激活強大的國有資產的潛力，就不會出現北大姚洋所說的現象：一些大國企坐享其成地拿下項目，自己不作為，抽取利潤轉包給民企，用長期拖欠款去理財，這樣的經濟模式怎么可能騰飛？

所以預期轉弱的壓力，取決于市場經濟的深化改革。

我們能走出三重壓力嗎？

遠景不敢想了，什么創新，什么深改，都不是一日之功，當下最大、最直接的壓力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如果靠經濟自身的內生力復蘇，那就是一個漫漫長路；需求不足的本質是中低收入群體太龐大，收入不足，除非解決掉醫療、教育、養老的壓力，讓老百姓有余錢去消費，敢消費，才有可能重建平衡，回到經濟的良性增長。

現在形勢不能指望企業提高第一分配收入，唯有財政實現兩會提出的將財政收入的７０％用于民生。

什么叫７０％用于民生？

不知道，搬去三座大山就足矣了。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也難以快速復蘇。

復蘇之路將是一個長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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