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之后的舊城片區更新注重人居環境的社區綜合復興。公、私、社區PPC三方的合作伙伴關系隨著可持續發展觀和人本主義思想被廣泛接受并開始加強。相比于政府和私人部門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更新，“自下而上”的PPCt模式更新機制逐漸被認為更具包容性。政府將多方伙伴關系中的社區能力構建和鼓勵公眾參與作為更新政策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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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PCt舊城片區更新過程中，隨著與可持續發展觀相適應的多維更新目標的提出，公眾開始意識到城市物質、社會和經濟環境的改變需要社區中各部門的共同參與。這個時期開始了對“可持續”更新的探索。這個“彈性術語”是三種感知維度的結合。在時間上，它意味著舊城片區更新不是一種快速的機械修復，而是一個長期的有機過程。在空間上，它將重點從基于本地和局部區域的行動擴展至整個城市和地區。

20世紀50年代，社區商業首先在美國興起，之后在其它西方國家逐步大規模發展起來。60年代，英國、 日本、法國等西方國家也由于居民的郊區化而出現社區商業，到70年代，新加坡的社區商業也開始大規模發展來。

早期費邊關注的“國家效率”輔之以在全球經濟和生物圈中追求社會所“適合”的以“城市競爭力”為形式的子有機體。而且實質上，它使城市物質和經濟福利之間相連，聯系社會、社區和機構三者的發展。1991年和1992年設立的英國城市挑戰計劃是在作為對政府資金的競爭而推出的，首次提出了舊城片區更新的綜合性的手段。

城市挑戰計劃匯集了各種資金資助，以綜合方式資助物質，社會和經濟行動。這些工作在公共，私人和志愿/社區部門之間進行合作——每個伙伴關系都對一個5年的資助項目進行投標，這些計劃具有明確的目標和量身定制的工作計劃。1998 年英國成立區域發展機構，該區域發展機構承擔著廣泛的涉及到發展英格蘭特殊區域經濟繁榮的責任。同年，歐盟發布城市可持續發展提案框架，體現了促進城市間大區域合作的決心。

1990年代后以文化策略引導的舊城片區更新逐漸涌現。文化事件、文化活動、文化旗艦項目逐漸成為舊城片區更新的催化劑。很多城市利用文化因素獲得了再次重塑城市形象以及振興城市經濟的機會。例如1997年畢爾巴鄂憑借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建立博得了世界的關注，是城市擺脫了落后的困境，并創造了舊城片區更新的“畢爾巴鄂”模式；西班牙巴塞羅那則依靠1992年的奧運會和2004年的世界文化論壇重塑了城市的海岸線。德國漢堡港口新城更是依靠文化和城市競賽轉型成為一個融合居住、商業、休閑、旅游和服務的港口新城。

同時對人的利益和歷史建筑的保護也更加得到關注。漢堡港倉庫城中完成了一系列歷史建筑保護和改造的工作，成為當地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2002年柏林施普雷河濱河區域的復興，當地社團提出“所有人的Spree”口號，最終達成了建筑需退后水岸50m以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間的結果。美國紐約高線公園，一條鐵路線被打造成為空中的市民花園，城市的記憶得到重新的保存。

二戰后西方國家的舊城片區更新以物質性規劃理論為基礎，并以解決居住為主要目標。進入后工業時期，全球性經濟衰退，經濟結構轉型，去工業化和郊區化導致西方國家出現了內城衰敗、就業困難等社會問題，舊城片區更新的主要目標轉為內城的振興。進入1990年代，舊城片區更新朝著更加多元化的方向改變，成為目標多樣化、保護歷史環境和注重公眾參與的社會改良和經濟復興。

從在PPCt舊城片區更新來看，縱向來看，舊城片區更新以解決住房問題等物質空間的改善向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綜合維度發展，到20世紀之后更加關注舊城片區更新中的文化效應。橫向來看，由于上海的城市化進程落后于西方國家，舊城片區更新的階段特點也是緊隨西方國家。例如巴塞羅那早在1992年就利用大型的世界博覽會文化項目，借機完成了舊城片區更新的一系列舉措。

社區商業PPCt舊城片區更新是以一定居住地域為載體，以便民利民為宗旨，以不斷提升居民生活質量為目標，為社區居民提供日常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的屬地型商業。社區商業要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以方便居民日常生活、提高生活品質為中心。

政府應通過政策引導和資金扶持鼓勵開發商在提高傳統服務業水平的基礎上，積極投資經營符合社區特點的公益性服務設施，不斷提高生活服務水平、形成規范化、標準化、個性化的社區服務體系來滿足該社區居民的需求。

在走出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碼頭區更新模式進一步由公私合作的PPP模式轉向公私社區及三方伙伴關系PPCT。因地產交易虧損嚴重，愛爾蘭的都柏林是一個典型案例，DDDA定于2014年宣布解散，并將其部分職能和權利交還給都柏林市政局，直到2016年得以實施，同時成立由愛爾蘭住房規劃和地方政府長官任命的法定機構——碼頭區監督與顧問組織取代。該機構重點關注當地社區如何從碼頭區發展中受益，包括提供生活便利、文化娛樂設施，改善環境，促進社會包容和社區發展，并就政府職能與社會大眾進行溝通，會議報告及時在網上公示。

同時，碼頭區企業也承擔部分社區責任，包括設立碼頭區藝術基金、主要用于當地教育的碼頭區社區基金以及組織面向市民的公共活動等。根據2016-2022城市發展規劃，都柏林碼頭將被打造成“戰略發展和復興區”，規劃特別指出了長期忽視的社會效應。2018年都柏林“智慧碼頭”項目正式啟動，由當地政府與創新企業合作，形成協同社會網絡，致力于城市管理和經濟發展。

通過PPCt舊城片區更新，該項目涉及都柏林碼頭區的500家企業，4.4萬名員工和2.6萬名居民，重點關注流動性、環境、建筑物和基礎設施。在與地區規劃和城市發展規劃緊密結合的基礎上，運用先進技術實現城市“數據化”，通過“城市激活”的方式傳遞出一種“地方感”。

為確保所有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在PPCt舊城片區更新的“智慧碼頭”項目在都柏林市議會的支持下采用“四重螺旋”模型組織社區居民、科技企業、高效研發團隊、商業運營者對制定創新計劃達成共識。項目涉及城市交通和可持續出行（如何解決擁堵）、港口交通與城市對接（如何通過共享信息應對流量需求）、極端天氣監控（如港口、碼頭洪水風險警報）、能源效率和環境績效（空氣質量、噪音檢測）、評估與可視化（如何提高公民參與度并推動更有效的服務）。基于傳感器而形成的“物聯網”提高了“連通性”，同時有助于監控投資效益，影響城市形態的發展。

在PPCt舊城片區更新中，盡管都柏林碼頭區更新在現階段越來越強調塑造社區感，卻始終難以擺脫住房短缺問題和人口結構差異所造成的社會影響。碼頭區監督與顧問組織報告指出，盡管私營資本承諾在房產開發同時建設一定比例的社會住房，但其供應量遠不能達到當地的需求。隨著科技公司的入駐，計算機行業員工在2014-2017年間增長了120%，并帶動租金漲幅高達45%。

在“硅谷碼頭”，新舊社區居民社會背景、教育程度分化尤為嚴重，代表人群分為兩類。一類是年齡在20-30歲之間、具有較高職業技能、從事金融和科技行業的年輕人，其中有許多來自海外；另一類則是既有居民，大多為中低收入人群及老人兒童，一些沒有家裝寬帶的求職者，只能去社區培訓中心填寫在線申請，有些人沒有智能手機和在線應用，無法享受公交全面服務，用Uber打車更無從談起。

“硅谷碼頭”既然是世界尖端科技企業的所在地，如能將創新技術服務于社區，不僅可以服務居民受益，同時能試驗產品性能。如何在多元背景的社會群體之間實現民主決策、技術共享、資源均等分配，仍是創建智慧社區的關鍵問題。

從結果來看，都柏林碼頭區通過PPCt舊城片區更新，吸引國際資本帶動城市更新的典型案例，短期內收效顯著。在PPCt舊城片區更新戰略發展的帶領下，都柏林逐步走出經濟危機，并試圖在政府規劃、資本運作和當地居民之間展開積極對話，明確定位目標群體和服務受眾。在獲得高效投資回報的同時，建設社會型的基礎設施，關注教育、文化、公共空間、社區文化，并嘗試將創新科技運用于城市治理，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積極探索多方共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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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賀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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