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省西寧市唐道廣場的一家奶茶店里，店員敏銳地注意到客人脖子上掛著的FIRST影展證件，“你們的活動開始了嗎？”

此時FIRST影展的日程已然過半，奶茶店就在每天都有進行露天演出、放映的廣場附近不足兩百米處，但店員卻未能知曉。得到已經開始了的回答后，店員追問道：“那易烊千璽什么時候來呀？”

【資料圖】

這是FIRST多重屬性的一個縮影，一方面，它是電影人每年約定相聚的“烏托邦”，另一方面，“易烊千璽效應”構成了大多數行業外的人對它的所有想象。越來越多的明星、“頂流”現身FIRST，讓微博熱搜這種早年間完全無法想象如何與FIRST掛鉤的事情，開始變得稀松平常——如果不是FIRST，在西寧這片高地，不知道還有什么機會能迎來流量漫灌。

這也是一些多年參與FIRST的老朋友常把“FIRST變了”掛在嘴邊的最淺顯的原因之一。過去以自由、生猛而著稱的FIRST，如今正在往精致化和大眾化的方向上狂奔，并盡可能捏合出屬于新生代FIRST的“獨立”氣質。

好處是，FIRST讓電影與更多人的距離變得親近，不再是行業內的圈地自嗨，但作為電影界不可替代的場域，17歲的FIRST也總得制造變化、擁抱變化。

“易烊千璽們”

這不是易烊千璽第一次來FIRST，早在2020年的第14屆FIRST，易烊千璽就是影展的“一號人物”。彼時，FIRST創始人宋文談到過易烊千璽給FIRST做出的貢獻，“他把他代言的品牌介紹給我們，我們需要不同的sponsor（贊助者）來支持我們的發展和運營，很多是今年才有所斬獲。”

2020年第14屆FIRST??“一號人物”易烊千璽

這揭示了“流量”們與FIRST之間的必然聯系。和官方節展對比，FIRST缺少官方的資金支持，電影票的收入也較為有限，想要持續運轉下去，不可能忽視與品牌的合作、業內電影公司的支持和周邊售賣等環節。而加入具備“流量”的新生影人們，則是對品牌合作的最佳背書。

在今年的影展上，FIRST與vivo合作的超短片單元、與CHANEL合作的“FIRST FRAME第一幀”單元以及與BMW合作的先鋒創作單元，構成了三道不一樣的靚麗風景，而這些板塊都是最近三四年中才迅速成長起來的。

比起在其他電影節展上做一個簡單的品牌活動或者影人論壇，冠名一個單元來對符合品牌氣質的作品和作者進行挖掘，無疑抵達了品牌傳播的更高層次。

比如，在手機攝影技術中的持續探索vivo，與FIRST聯合設立了時長需在300秒以內的超短片單元，目的就是傳達“人人都是創作者”的新時代創作理念。這一單元創立四年以來，作品形式愈發多元，早已不局限于劇情片領域，而是生長出紀錄片、互聯網概念短片、藝術類概念片等多種樣態。而關于超短片的評審標準，也在一年又一年的探索之中不斷重塑與完善，這在短片已然成為大眾生活主要接觸的媒介形式的前提下，具有重要意義。

另外，百年品牌BMW希望能時刻保持與時代最新潮的共鳴，在去年與FIRST合作設立先鋒創作榮譽，從主競賽入圍短片中尋找作品進行表彰，今年的合作進一步深化，先鋒創作成為了一個獨立單元，擁有獨立的入圍片單。易烊千璽今年正是作為該單元的“先鋒召集人”而出席的。

有趣的是，比起超短片單元入圍者來自社會各類不同的行業與身份，先鋒創作單元的所有入圍者均來自影視相關院校，最終無形地進行了單元之間的區分——超短片可以“下沉”至更多行業外的人身上，而影像的先鋒探索還是離不開電影專業的基礎。

著名奢侈品品牌香奈兒則將注意力更多投注到女性影像身上。“FIRST FRAME第一幀”單元從2021年開始，也歷經了從主競賽入圍影片中選拔到從主競賽初選階段選拔的變化過程，同時還加入了短片的部分，如學術推介人戴錦華所言：“三年來，我看到了FIRST FRAME的作品在藝術成長、女性意識、女導演比例，和所覆蓋的社會寬度的大幅成長。”

品牌的深入合作所帶來的更多獨立征片單元，也讓FIRST放映的總片量相比以往有了大幅增長，觀眾也可以在FIRST領略到更多樣化的創作生態。明星、品牌、影展之間形成的互動，既是一種必需，也在一定程度上最終豐富了觀影體驗。

電影拍給誰看？

在超短片單元展映中，有一部叫做《地下室拍攝始末》的作品，講的是一個想拍攝社會底層人生活的電影專業學生的故事，主人公將自己完成的作品給真正的底層人員觀看，并收獲了“主要是看不懂”的評價。短片結尾，一行字幕打出“我們為了誰拍電影？我們為什么拍電影？”，故事簡單，但叩問擲地有聲。

這何嘗不是FIRST與大眾之間的距離？對于很多電影行業之外的人來說，電影似乎仍是遙遠的，吸引他們的是明星和話題本身。在露天放映的廣場上，這看似是電影與普通人的邊界最容易消弭殆盡之地，但實際上來往行人對每天的樂隊演出和明星talking環節的興趣，是遠大于電影放映的。

前兩個環節每天開始的時間更早，是廣場人流最集中的時段，一個個手機被舉起拍攝小視頻；到了影片放映時，往往已經是晚上八點半，如果前面的環節有所耽擱，那便得九點多才能開始，大量人流已經散去，留下的多是電影人、媒體與志愿者的身影。

在每天露天放映開始前，志愿者會提醒在場的觀眾們，如果到旁邊的FIRST STORE買滿1100元，可以獲得兩張閉幕紅毯的門票。而在許多年前，參與過早期FIRST觀影的影迷告訴毒眸，那時的電影票是一張卡片，上面有差不多四五十個方格，買票觀影之后會給卡片蓋章，蓋滿30個能換一張紅毯票，“獎勵的是愛看電影的人。”

疫情三年，FIRST都在努力著、不曾缺席，但有些事情的恢復，的確不是一時半刻即可達成。在疫情之前，每年前來FIRST觀影或許是不少影迷必行的朝圣之旅，但三年的種種限制之后，如今能見到的更多觀眾還是媒體、從業者、志愿者等等，普通影迷還在回歸的路上。

當然，很大程度上，影展的志愿者與影迷的重合度是極高的，志愿者的身份給許多年輕影迷提供了更低成本的影展觀影機會。但志愿者群體的表征，也在隨著時代而變化。一位多年擔任FIRST志愿者的朋友告訴毒眸，“以前說十歲、五歲一個代溝，現在我感覺說夸張一點，半歲就有代溝了。和現在的志愿者們聊兩句話，就知道聊不到一塊去。”

這也是FIRST氣質變化的一個側影，活動越來越多，志愿者群體越來越龐大，節展越來越精致和細分，志愿者們之間緊緊綁定并且“患難見真情”的機會似乎變少了。

被追捧的、被批評的

在大眾化元素之外，FIRST也在竭盡全力地保留著自身的獨立氣質。

主競賽單元從來最受矚目，今年討論出圈的影片有兩部——《銀河寫手》與《去馬廠》，但出圈的方向卻是兩個極端。

《銀河寫手》站在的是好評端的。打開豆瓣，“FIRST專供片”成了評價中屢屢出現的高頻詞語。原因在于，《銀河寫手》講述的是關于編劇的故事，當中的太多情節與從業者的生活息息相關。而觀影氛圍從來都對觀影體驗有著巨大的影響，在FIRST這種從業者居多的場域中放映描繪行業狀態的影片，自然能收獲尤其積極的能量場。

《銀河寫手》的導演單丹丹、李闊自己也在近日的訪談中提到，“其實每次我們看自己的電影，前20分鐘都如坐針氈，不由自主地特別尷尬，因為不自信。西寧特別的地方是，這里的影迷群體很不一樣，我們放在片子里的很多點，大家都能理解到，都會給反應。好像是這樣的氛圍，把我們原本會有的尷尬消解掉了。”

而《去馬廠》則是另一個極端。去年就以《釣魚》入圍過主競賽的南鑫，今年的作品《去馬廠》再度入圍。其影片拍攝毫無章法，對片中角色的塑造更是觸目驚心，導演也在映后屢次遭到在場觀眾直接開懟。打開豆瓣，鋪天蓋地的一星評價映入眼簾，對于FIRST究竟為何連續兩年令其入圍的“費解”占據主要篇幅。

但即便頂著如此巨大的爭議，FIRST仍然在最后的頒獎禮上給《去馬廠》頒發了“一種立場”的獎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無懼爭議的選擇的確也是獨立性的一種體現，不因輿情洶涌而左右評審時的判斷。

出現“災難級表現”的也遠不止《去馬廠》，在各大媒體評選出的場刊中，《穿越魔鬼城》《春日狂想》《暴雨過境》幾部影片與《去馬廠》一同墊底，被戲稱為“四大爛片”。

實際上，口碑兩極分化，對電影節來說是常事。中國的中小成本電影創作生態，本身也完全無法支撐起每年都出十幾部不一樣的優質電影的產能。FIRST只能做自己的選擇，讓不論是類型還是作者性質的影片能有同臺接受觀眾檢閱的機會。

據今年的主競賽單元征片報告顯示，今年無制片公司參與的劇情長片占比為35%，是繼2022年后連續第二年出現獨立制片占比超過30%的情況。38部獨立制片影片中，有35部為導演首作——對無門無路的導演們來說，FIRST是他們為數不多的出口。

場域的力量

更抽象化的獨立性在于，西寧總是一個更烏托邦化的場域，在世俗上會分“三六九等”的電影人物，到了西寧有了更平等交流的機會。

對明星們來說，FIRST就是一個難得松弛的場域，這是出席其他品牌活動時沒法達到的效果。比如這次的易烊千璽，除了必要的公開行程之外，也能去看個電影，在街頭散步。

更多的演員、導演等平時以明星身份出現的人，在來到西寧之后就像普通人一樣沒有邊界地交流，享受卸下光環的松弛。

FIRST對于各類“推介人”與“一號人物”的設置，往往也只服務于傳播，并不會實質性介入到評審過程中，所以也不涉及對評審工作獨立性的影響——專業的事交給“厚重”的評審團來干，傳播職能交給自帶流量的話題人物，分工明確。

各大電影節展中也都有創投、訓練營等等針對青年創作者的扶持，但這些活動與展映不同，總是與絕大部分參與者保持著刻意的距離。但在FIRST，一切融為一體的感受更為強烈。

比如訓練營，雖然少有人了解前期籌備與拍攝制作過程，但每年FIRST都會在影展期間為訓練營的成片舉辦盛大的“世界首映”，入場票的難搶程度甚至不亞于開閉幕影片。觀眾雖不參與過程，但至少有機會見證結果。

對于影視公司的老板、投資者們來說，和媒體、創作者之間的交流也在開放的洽談空間中變得更平行。雖然肯定也大量存在“回北京再聊”后杳無音信的情況，但是每年來參加FIRST還是有一種主動投身不切實際的美夢的暢快，而這樣的機會在殘酷的日常生活里實在太少了。

FIRST的征片報告的最后一句話是，“無論如何，西寧高地依然是電影人的家園，無名者的應許之地，當盛夏的太陽移動到北回歸線的最高點時，電影的精神肖像將準時到達。”或許在大眾性與獨立性之間，目前的FIRST還不能提出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它對“精神肖像”的貫徹始終存在。

而電影，總歸離不開那一股子精神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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