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視頻/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張聞 孫牧 實習生 李一嵐

圖/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孫牧 實習生 李一嵐（部分為受訪者提供）

(資料圖)

桌子一擺，名牌一放，8月16日上午還不到9:00，位于佛山市第二人民醫院（以下簡稱“市二醫院”）門診大樓門口便又熱鬧了起來——義診又開始了。不過，與平日的義診相比，這次義診比較特殊：在第六個中國醫師節（8月19日）來臨之際，市二醫院把院里8位不同科室、從醫30年的老醫生們組織了起來，將這場義診作為“為職業慶生”的特殊方式。

人生最寶貴的財富是閱歷，每一段閱歷背后都有著一個精彩的故事。第六個中國醫師節即將到來，利用這次義診的機會，羊城晚報記者走訪了幾位老醫生，了解他們這三十年中最為寶貴的閱歷與故事。

王金良：將心比心，做患者堅實“醫”靠

“您手麻不麻、頸椎痛不痛？您可能要做右臂肌電圖和頸椎CT檢查，建議您住院是因為病情相對復雜，需要詳細的檢查……”義診臺前，神經內科主任醫師王金良一邊動作輕柔地轉動看診阿婆的脖頸，一邊輕聲囑咐阿婆注意事項。義診剛開始不到半小時，這已經是王金良接診的第6位病人，診臺前更是有市民翹首排起隊伍。聽到阿婆絮絮叨叨地說起兒女不在身邊、來醫院不知怎么掛號時，王金良在看診紙條上清晰地添上了自己的電話號碼和出診時間。事后，他笑著解釋道：“我怕她下次來找不著醫生、不知道去哪里看病。”

而像這樣為老人家留下電話號碼，早已是他的“常規操作”了：“你把老人家治好了，老人家有急事就會找你。”為此，他總是24小時開機，隨時準備應對各種突發狀況。“其實還是挺困難的，不知道什么時候電話就響了。”他苦笑道。

他記得最晚的一次接患者電話，是在凌晨一點。睡夢中他接起電話，原來是一位曾經就診的老年患者半夜胸痛、頭暈掛了急診。急診科外，老人越等越害怕，可兒女又不在身邊，只好打電話給王金良哭著說：“王醫生，醫院里我只認識你，你趕緊救我的命吧……”王金良一聽，二話不說開車趕往醫院，連夜為老人處理病情、協調床位，最終讓老人得以安心住院治療。

“醫生要有仁愛之心。”這是王金良說得最多的一句話，而這種設身處地為患者著想的同理心與對病人超乎尋常的耐心，已然成為他打開患者心門、處理醫患關系的“金鑰匙”。

在王金良看來，隨著醫療的發展，疾病治療不再是傳統中“有什么病吃什么藥”的單一思維模式，而是需要醫生進行系統化、全方位的綜合考量：“就拿高血壓來說，很多因素，包括病人對飲食的控制、情緒變化、生活習慣、工作壓力等各方面的情況，都可能造成影響。”他發現，對于不熟悉的病人他可能要花費20分鐘專門了解病情，而他熟悉的病人則可能5分鐘就完成看診、開方，極大提高治療效率。“你理解他、多和他交流，他才愿意告訴你情況，你治療的效果才會更好。”他總結道。因著這份將心比心，王金良成為了患者眼中最堅實的“醫”靠，甚至還有患者康復后專門撥打12345市政熱線表揚他。

“病人來找我，我把病治好，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王金良初入醫途時最樸素的愿望，更是他30年如一日始終堅守的醫者使命與擔當。而即便是當年非典最嚴重、人人自危的時節，他也不曾有絲毫忘卻。那時佛山非典初起，最初甚至沒人敢出門診。“我是黨員，我年輕，我上！”王金良首當其沖穿戴起防護用品，成為第一批“坐鎮”發熱門診前線“戰士”。病人一個接著一個，他一刻也不敢松懈，連喝口水、上個廁所的片刻工夫都沒有，忙碌到他連對面的同事到底是誰都不清楚。

王金良就這樣守著他的病人，度過30年中一個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醫生要有堅守的精神，更要有同理心、慈悲心腸。老百姓常說，醫生像菩薩。咱們沒有菩薩的境界，但我作為黨員的第一梯隊，有事一定上。”說起這話時，這位一直笑瞇瞇的醫生難得嚴肅道，“不管30年還是40年，不管診斷多少患者還是解決多少疑難雜癥，我都會堅定做醫生的初心，做好本職工作，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

黃文：以快樂為舟，渡患者過河

十天內兩次手術將病人從死亡邊緣拉回、幫助患者“搶”回險些截肢的下肢、為愛美女孩完美縫針讓人看不出痕跡……在市二醫院公眾號的留言板上，一位位患者記錄、分享著與甲狀腺疝氣小兒外科主任醫師黃文的故事。醫德高、醫術好、為人和善，這都是患者們總結出的黃文行醫的“關鍵詞”。

可在黃文看來，用一顆充盈著快樂與滿足的愛心去治愈病痛，僅僅是他30年來從事的一份再普通不過的工作：“做醫生其實挺快樂的。看到病人恢復得非常理想，我的心里就有一種很甜的感覺，幾十年來都是如此。”

黃文出生在湛江廉江的小鄉村中。少年時，他曾患闌尾炎，可由于當時醫療條件實在太差，他只能忍著疼痛隨父母舟車勞頓，幾經輾轉才在市區醫院完成手術。彼時，心疼兒子的黃父對他說：“你以后一定要做醫生！”在父親的影響下，1987年，黃文考入中山醫科大學，成為了當時最后一批六年制的醫學學子。

畢業后，黃文進入二醫，從一名懵懂的鄉村少年，逐漸成長為如今經驗豐富、當機立斷的外科主任醫師，辛苦工作成為了他在外科一線的“常態”。他和同事們常常早上七點半就主動來到科室、晚上七八點才準備下班，手術量大時更是要從清晨一站到傍晚。“你說不累，那是假的。但是當我們碰到一些很費神、過程很緊張的手術，下來之后我就想，這么難的手術我都能拿下來，這是多快樂的一件事情！”他驕傲地笑道。

正是這樣的快樂與自豪感，讓這位總是笑瞇瞇、慈眉善目的醫生，在突破臨床問題上身先士卒、雷厲風行。

2000年，醫院接收了一例先天性小腸閉鎖患兒。由于當時醫院內未設置小兒外科，這場風險極高的手術成為了一大難題：新生兒器官發育尚不成熟，一個操作不當便可能危及患兒生命！

“像腸管，成人能縫兩層，一層沒有縫好，還有一層；但是新生兒腸管細小，只能縫一層，沒有任何返工的機會。”小兒手術精細度高、麻醉難度大、家屬溝通困難……為了打破醫院小兒外科手術困境，黃文主動申請前往中山醫科大學進修小兒外科，成為院內該領域的“突破手”。

第一例先天性小腸閉鎖手術、第一例先天性巨結腸手術、第一例尿道下裂手術……進修歸來后，黃文不僅撐起了小兒外科的諸多疑難手術，更是腳步不停，在2012年主動進修血管外科，為科室建立起相關亞專科。“外科手術每一個動作都有可能‘踩雷’，手術要做好，我們就必須不斷學習、接觸新知識，不斷解決新問題。”黃文說道，一個醫生應該學到不做醫生為止。

黃文胸前的名牌上別著一枚紅艷艷的黨徽，這枚黨徽到底陪伴了他多長時間，他已經記不清了。“作為醫生和黨員，我們都要為人民服務，拿一顆心出來，盡力幫助每一個病人看好病、解決問題罷了。”幾十年間，每每在路上遇到過去的病人同他打聲招呼，問候一聲“黃主任你也來這里”時，他的心頭就會油然生出做醫生的光榮感與滿足感。

在他看來，從醫30年其實并非了不得的“大事”。“30年來我們一直都是這樣走過來，30年后我們也會一直這樣走下去，那么30年和31年又有什么區別？”黃文笑道，如果怕辛苦就不要做醫生，如果想做一個好醫生那就必須學好醫學專業，不受外界干擾，將心沉到一線去，“我想，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做的事情吧。”

邱磊：干好這份職業要的是“五顆心”

8月上旬的一天，上午9點，忙碌的市二醫院胃腸、肛腸外科辦公室里，主任醫師邱磊放下手中的活兒，急匆匆走進會議室。“你們呆在會議室干啥？不要一味啃書本，要到病床邊去！”看到兩位實習生又躲在會議室啃書，邱磊有些急了。事后他告訴記者，“到病床邊去”是他對學生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醫不好病，當不好醫生！”

而這是邱磊從業30年以來，感悟最深的一點。自上世紀90年代從中山醫科大學畢業以來，邱磊在胃腸、肛腸外科治療上經歷了風風雨雨。他說，愛心、學習之心、持之以恒的進取心、薪火相傳的仁心和愛國心，是他總結30年從醫經歷的最大感悟。

“醫生是一種職業，在醫院里，要說混日子，很好混；但是要做好這份職業，很痛苦。”邱磊總結道，這“痛苦”其實有很多“落腳點”，在醫療條件匱乏的年代，因為缺少好器械，他不得不眼睜睜地任由一些病人在他面前逝去卻無能為力。

然而，做久了他才慢慢悟到，做醫生是一種追求，追求的是對生命最大程度上的敬畏。在缺少儀器的年代，他想方設法東拼西湊借到儀器給患者做手術，一次次見證了生命的頑強復蘇；他也曾專心研究國內外胃腸、肛腸外科發展的經驗；他更是管中窺豹，從醫院的30年發展歷程出發觀照國家醫療事業的巨大進步，欣喜于當年缺醫少藥的珠三角如今醫療水平已然躋身世界前列。

“我是一名中國醫生”。要當好一名中國醫生，最關鍵的是什么？邱磊用一段親身經歷來告訴記者：2003年，一位何姓老人經常出現大便出血、腹脹等癥狀，經查是腸癌，急需做手術。老人的家人在廣佛多家醫院轉診，最后還是選擇請市二醫院邱磊主刀。老人的家人們認為，邱磊是最負責、溝通最好的醫生。

進入手術室前，老人握著邱磊的手，干脆地對他說：“我這條命就交給你啦。”最終，邱磊秉持對病人負責的態度使用了在當時看來較為先進的技術，成功幫老人做成了手術。后來20余年間，邱磊還先后幫助老人的兒子、孫子做了腸癌手術。一家三代手術都由邱磊操作，這也使得邱磊成為了這家人最知心的朋友。

“很多病人感謝你、認可你的方式很特別。他們不會當面過度地跟你說謝謝，但是只要他認可你，紅事白事他都會邀請你參加，把你當做他的家人一樣。”30年間，邱磊受到了不少這類“朋友”的邀請。他有時開玩笑說，自己在外面都不敢隨地吐痰：“你到菜市場、商場，說不定就有你曾經醫治過的病人，大家都看著你呢。”

30年崢嶸歲月，邱磊也逐漸走向了職業生涯的后半段。如今的他，最希望的是把自己多年感悟傳承下去。他常常一針一線地教后輩做手術，不時還幽默地和學生開開玩笑，“現在練好，未來我老了，就靠你們給我做手術了。”“醫生是一份職業，要干好這份職業，要到病床去，到一線去。”

來源 | 羊城晚報

責編 | 牛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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